电视纪录片是一种艺术地展现真实场景纪实性的节目形态，它通过调动电视手段，多角度地纵深挖掘生活素材，通过纪实的“真”来表现生活中的美和丑，藉以给观众提供一个评价生活的基点，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电视纪实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讲述的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透过凝练的生活，展示不同的人生，激起人们对自身及生存空间的审视。可以看出，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和灵魂，而故事性则是电视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吸引和打动观众的重要元素。



［关键词］

故事化 情节化 悬念

国外的纪录片十分注重“讲故事”的创作理念，例如探索（DISCOVER）频道的神秘悬疑系列和历史人物系列纪录片在故事性上尤为见长。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前拳头板块“生活空间”的主题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则开创了国内电视专栏的纪录片在具体创作上“讲故事”的先河。现在，故事片的纪录化和纪录片的故事化已成为了一种存在的状态和趋势。例如，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不息》、《穿越橄榄树》，就有意识地模糊纪录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交叠着电影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另一位彰显着纪实美学思想的中国导演贾樟珂，其作品如《冬》、《三峡好人》等也打破了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很多传统形式壁垒，作出了很多跨形式的尝试。反过来说，很多纪录片导演越来越倡导借鉴剧情片的拍摄方法去创作纪录片，比如认为纪录片也应该有剧本（或者是起码的故事结构设计的文字脚本），认可对生活戏剧元素的激荡以及对被摄对象的指导等创作成分的介入等等。笔者认为，纪录片的故事性勿庸置疑，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不仅可以故事化，而且应当故事化。不过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创作中去把握和实现故事化的问题。



纪录片的故事化

人类对于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从故事诞生开始，人类就以各种叙事形式在改编与更新它，千百年来，不论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都已形成了本学科体系内一整套讲故事的技巧为人们耳熟能详，这就是已经论证和社会化的语言方式——讲故事。电视栏目纪录片同样推崇故事，法国巴黎ARTE电视频道纪录片编辑卢齐亚诺·里戈利尼也认为，纪录片是一个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的、对现实世界持开放态度的电影类别，是关注真实世界的各类题材，但它不是一板一眼的教科书，而是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所以，关于邮政，你可以去写一篇论文，但是关于一个邮递员，你要去拍一部纪录片。

当然，故事性并不是经典纪录片创作的必要条件，经典纪录片里的很多类型也不依赖情节化而生存。经典纪录片从来是对故事模式极具反省与批判，它反对对现实作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判断与阐释，它重视解读现实意义的暧昧、歧义与矛盾，它从不让现实去被情节模式裁减，这是经典纪录片的艺术力量所在，同样也是经典纪录片的小众化与精英意识使然。然而，与从不考虑收视的经典纪录片不太一样，将镜头下的公众生活视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电视栏目纪录片对故事的追求是放在第一位的。

故事是“文艺作品中用来表现主题的情节，”它具备连贯性，富有吸引力，能够感染人。故事化的纪录片具备许多影视剧的元素，能吸引观众，这种取长补短的做法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力，同时，纪录片的故事性更优于影视剧为观众所接受和认同，同样的题材内容，当影视剧播映完毕，留给观众的只能是对一段艺术作品的回味和品评，而纪录片的故事性却具有折服人心的效果，这种效果来源于纪录片的真实。纪录片的选题又常因其时空上的大跨度，人物事件的独特性与显著性而有故事可讲。正是由于纪录片是真实又具有故事性的，作品更具有其它形式的电影、电视题材所难以企及的魅力。

所谓纪录片的故事化是指，在纪录片的创作内容上和表达形式上，强调情节因素，不仅以“讲故事”的方式代替过去一味地对社会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刻板纪录，通过人的活动来见证重要事件，而且在题材选择和表现内容上偏向于人文世界的深度挖掘。

值得提出的是，纪录片故事化的概念，强调的是“化”，指的是一种创作发展倾向，一种动态，一种丰富纪录片表现形式和加强纪录片感染力的创作手段，其前提必须是客观真实，而非虚构和臆造。纪录片之所以成其为纪录片，关键就在于它与剧情片之间“fiction”与“no－fiction”的划分。个人认为，形式壁垒可以突破，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却不能混淆。



情节化叙事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纪录片故事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情节化的叙事。纪录片里的“故事”不像故事片那样是虚构出来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选择和概括。生活本身是发展着的，生活本身就具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当你把这些冲突和矛盾加以选择和概括时，就有可能形成既客观又完整的情节内容，这就是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过程。它依赖导演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来推动叙事。一言以蔽之，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在于“发现生活的戏剧性”。

纪录片的情节即生活的戏剧性，由于它特殊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手法，与故事片的情节当然有所不同，故事片的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而纪录片的情节则是生活矛盾和解决的反映。因此，纪录片的情节常常是简单的、局部的、相对的，具有某种冲突因素的生活内容。这种情节化的叙事，“将为纪录片创作引入全新的时空观念”，这种情节化叙事，也将促使纪录片创作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认真地去对待生活。

典型的“寻找现实生活的戏剧”的电视栏目纪录片，其故事往往取材于主人公对现实生活平衡的一种打破与重建，通过真实纪录存在于主人公生活之中的，为实现其理想目标而遭遇的一系列障碍和油然而生的反抗，来建构一段内蕴冲突、情节与故事的“生活本身的戏剧”。纪录片的故事化，使我们更青睐于戏剧因素较多，有冲突的题材。冲突又分为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对抗，一种是表面冲突，一种则涉及到本质意义上的冲突，前者如A和B发生矛盾纠纷了，然后A打了B……这种冲突很浅层次，价值远远不如后者。本质意义上的冲突有可能是来自不同立场、观念、信仰的人形成碰撞导致的交锋，有可能是人与生存环境的对抗，还有可能来自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冲突。纪事作品《身体的战争》表面上讲述了一个从东北到上海的女孩因为隆胸而注射奥美定材料，后来身体出现种种问题，男朋友不理解与其分手了的故事，这只是表面上的冲突，其后所蕴涵的却是诸如现代社会当中人们的审美定位、两性关系、自我的重新认识、新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等，这才是该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的纪录片工作者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契机，转型期社会可能出现的人物内心的矛盾、人物与人物的冲突成为纪录片的良好题材。人物与事件在一个急骤变化的环境中有很多故事可讲，重要的是如何鉴别故事，并对故事进行筛选和组织。只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是，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并不是沉迷于热闹喧嚣的表面冲突中不予自拔，纪录者应力图去还原和复写人物的生存外壳，去彰显选题的社会价值意义。

此外，应充分利用细节为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服务。细节是纪录片故事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细节的地方往往是最出“故事”的。如果说情节是电视纪录片的筋骨，那么细节则构成丰腴的血肉。好的生活细节，往往能增强纪录片“故事”的感染力，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CCTV新闻评论部主任陈虻有句话：“细节的细节就不再是细节本身。”你怎么样去深入一个细节，让一个细节不断地往里走地时候，这个细节就不再仅只是一个细节了。比如，有部纪录片中有个主人公讨债的细节，反复讨债，细节不断地去强化深入，最后我们看起来不是要钱了，我们看出来的是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的心态，和这个钱本身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所以说，一个细节被不断地放大和深入后，往往具有了更多的意味，负载了更多导演的表达。



悬念的营造

众人皆知，除了强化冲突，深入细节之外，学会讲故事的另一重要手法便是营造悬念。电视纪录片的表现方式有两个作用，其一是真实地还原事实，其二是使事实变得更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在纪录片的情节化叙事中，要使事实充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悬念的营造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极富表现力的创作手法。

悬念是指受众对某事、某物、某人的未来发展、存在状况的一种期待、探究的心理，这种心理一旦被激发，就可以吸引和集中观众的注意力。因此，悬念的营造实质上就是激发受众的这种心理状态。

电视纪录片创作中的“向未知取材，与生活平行”的观念，正是对这种情节化叙事中悬念营造的另一种表达。向未知取材所营造出的悬念，不仅是节目展开的中心线索、各种矛盾和冲突聚焦的内容，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通过悬念的营造，使人们在收看纪录片时，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期待的心理，被牵引着想要去了解未知的发展，直到事情的结局为止。例如纪录片《壁画后面故事》讲述了好人刘玉安为挽救陶先勇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片子开始就设置了悬念：陶先勇的病能治好吗？整个片子围绕这个悬念展开，展示了刘玉安的种种努力直到结尾，悬念才揭晓。再如，《我们的留学生活》有一集讲述了一个年逾40的中国留学生携全家在日本拚搏奋斗的故事。他和妻子、女儿在日本打拼10余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拿下日本的博士文凭，实现平生的理想。于是，全家人的命运就系于“他的博士论文能否通过答辩”这一悬念之上。围绕着这一悬念，从论文的开题准备、撰写的艰难、卷入经济事件、与妻子分居、生活的拮据直至最后结果的出人意料——未能通过答辩，悬念套悬念，一环扣一环，观众随着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正是这种悬念的营造，使得本片的情节化叙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参与及体验，使片子具有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后期剪辑过程中营造悬念，讲好一个故事，人们往往已达成了共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技巧，但在前期拍摄中对悬念的把握却为不少创作者所忽略。前期拍摄过程中，抓住悬念，营造悬念，除了如前所述应当不断接纳“生活的意外”，放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未可知性”本身外，还要学会在镜头设计上营造悬念。张以庆作品《幼儿园》中有一场戏——小班小朋友午餐时间在一起吃饭，这里各种形象化的细节极富感染力，有边吃边东张西望的，有嘴角挂着米粒吃得津津有味的，有慷慨大方往别的小朋友碗里拨肉丸子的，这时一个小朋友表情有些惶恐有些紧张有些尴尬的脸吸引了我们，观众不禁奇怪，这个小女孩是怎么了？这时摄影师的镜头从小孩那张生动的脸上缓缓下摇——被泼洒出来的汤汁菜饭弄得一动都不敢动的小女孩的腿。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油然而生，观众的疑惑也得到了释然。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摇镜头，导演在现场发现了生动的细节，摄影师又将其进行了悬念化的叙事表达。因此，前期拍摄中我们也应该重视对悬念的把握和营造，而这又往往依赖与导演和摄影师在现场的默契配合。



总而言之，选择有故事情节的题材并予以故事情节化处理是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纪录片对现实的诠释是简单和模式化的，仅仅只是停留在赚取眼泪煽情的层面，满足于观众本能的感观享受。一定程度上，电视栏目纪录片需要担负纪录片传播真实事实的历史责任感和电视媒介弘扬真善美的社会责任感，呼唤观众的理性到场，引导他们思考依托在故事情节深处的核心问题，它始终还是要求作者以理性的精神来关注现实的当下，观众以理性的清醒实现对纪录片映射现实关系的反省与批判，它是观影者的心灵和创作者心灵的对话，正像怀斯曼那句话所说的，“你看到的那个影像不是我的作品，你看到那个影像后在脑中所呈现出来的联想才是我的作品。”